2023年6月10日至11日，山东大学“舆论、信息与民国政治”工作坊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召开。本次工作坊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主题为舆论与政治的互动、舆论的生成与后台运作、信息传递与决策的关系，共有8篇专题论文、23位学者受邀参会。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进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代国玺致辞，介绍了山东大学近代史研究的源流与现状，并向与会学者致以诚挚的欢迎。
本次工作坊重在批评与讨论，旨在从选题立意、史料解读、结构安排等具体层面，对参会论文进行细致点评，提出完善建议，并从多角度审视民国以来舆论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首场讨论由赵广军（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老师主持，龙伟（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徐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雄威（上海大学文学院）老师评议。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模范省与“请客政治”——阎锡山如何统治山西？》从“请客政治”的视角，考察了1917-1937年间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实情与舆论建构。洪宪帝制失败后，阎锡山主动与北洋中枢拉开距离，利用禁烟、洗心教育、白话文等举措建设“模范省”，以巩固自己对山西的独断权。阎锡山以精心设计的接待方式，积极笼络知识精英与在华外媒，获得舆论赞誉，不过亦有深知内情的中文报刊揭露其内幕。这些负面批评虽并未动摇阎的统治，但对其施政有所修正。评议人龙伟教授就舆论生成、报刊材料的运用、历史研究的时间性展开探讨：“模范省”的概念如何被制造、传播进而形成既定认知，怎样确定媒介声音背后的主体，3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是否影响了阎锡山的统治技术。
杨雄威老师《电报、舆论与政争—“最高问题”中的吴佩孚（1922-1923）》探讨了北洋政治“军阀-政客”二元结构下，通电现象背后所反映的舆论态度与政治运作的微妙互动。北洋时期“电报战争”导致通电真伪莫辩。直奉战争后，吴佩孚频繁发布通电以争取舆论支持，但由此引发武人干政的悖论。吴佩孚号电泄露后，舆论多视之为伪电，吴佩孚亦采取模棱两可态度，舆论对吴佩孚形象的塑造是双方“共谋”的结果。评议人徐进教授指出，以往研究侧重报刊如何报道，对事实、内情关注度不够，二者结合可以收“虚实结合”之效。通电的公开性与政治运作的隐秘性之间存在紧张。武人干政这一口号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含义各不相同，如军人兼省长导致政客下台，故后者提出此口号。历史研究应注重对时间性的考察，应使相对虚悬的舆论史研究与实的政治史结合起来。
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专题报告《略谈“闭关锁国”的报刊“较早”用例》以1905至1908年间在《东方杂志》、《南方报》上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为中心，对使用“闭关锁国”一词的历史语境，以及作者生平进行了细致考证。历史论断必须有具体史实支撑，目前“闭关锁国”词例传入中国的日本渠道尚不明朗，相关语例、词例的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历史学分析。评议人杨雄威认为，应区分历史事实与话语，目前对“闭关锁国”话语的考察仍显粗疏。报人文章的原创性不高，很有可能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言论。历史文本是复杂要素的集合，对其解读应结合更为广泛的语境。
赵广军老师就舆论形象的重构、报刊言论的传播进行总结。历史人物往往借助电报、报刊等新兴媒介重构其舆论形象。某一言论的传播往往是成体系推动的结果，故有文章反复重刊的现象。
第二场讨论由张仲民教授主持，徐进、杨雄威老师评议。
石希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自由”的实践、舆论与记忆：中华民国自由党研究》从源流、机关报、组织实践、舆论评价四个维度对自由党进行考察。自由党并非同盟会别支，二者存在一合一离的复杂过程。《民权报》并非自由党机关报，而是“商办党报”失败的产物。自由党在地方扩展迅速，但因其不能有效约束党员主体的下层群众，故招致舆论批评。评议人徐进教授认为，涉及自由党的既有研究程度不深，故本文与之对话仅停留在事实澄清的层面，史料背后的其他逻辑被叙述框架所掩盖，如自由党成员如何结合等问题仍需廓清。
曾煜（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谁家之机关乎——<帝国日报>研究》考察了清末民初《帝国日报》的创办过程与人际关系网络。《帝国日报》本系杨度一派的机关报，辛亥前拥护君主立宪。武昌起义后，该报转而支持共和，与杨度、黄兴关系密切。二次革命后，该报经人事调整，转而拥护袁世凯。《帝国日报》不能被简单归入“革命派报纸”，其政治立场受人际关系、出资人及读者需求影响，呈现出复杂面向。评议人杨雄威老师指出，应弄清“机关报”这一概念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下的含义。报纸的政治色彩与报人身份认同不一定非此即彼。革命党的标签多为后人添加，在当时并不一定有明显区分，所谓的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在当时往往是可转换的。
第三场由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持，戴海斌、李里老师评议。
高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权、私利与民心：北洋后期各政治力量在关税会议问题上的舆论博弈》关注北洋各派及国、共两党围绕关税会议展开的舆论博弈。北洋各派对关税会议的态度视政治局势与自身处境而变，但无一例外地以维护国权、顺应民心的舆论形象自我标榜。国、共两党则始终持反对态度，积极引导舆论。各方舆论倾轧削弱了北京政府的外交话语，成为导致关税会议停止的重要促因。评议人戴海斌教授指出，文章以叙事本末的形式呈现，难免淹没问题意识。实利主义的分析框架未能容纳北洋各派的差异性，例如冯玉祥态度多变，一方面受其地位、政治形势影响，另一方面亦与国共、苏联关系密切。舆论载体及其背后推力亦值得关注。近年来学界对修约外交评价颇高，但为何1925年后废约外交转而成为主流，除了国共两党的革命外交主张，北洋群体亦有类似呼声，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反思。
蒋怡（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榜样到教训：土耳其革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苏俄及国共双方舆论斗争为中心》注意到国内舆论中的土耳其形象随着国际、国共关系变化，经历了由榜样到教训的转变。苏俄与中共发挥土耳其建构革命联合战线的榜样效用。国民党右派则强调土耳其反共行为，作为此后“清党”可资参考的现实例证。土耳其革命所体现的矛盾性贯穿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始终，最终成为合作破裂的一个悲剧性注脚。评议人李里老师认为，本文关注到世界不同进程中的革命如何相互影响，不过言论与舆论存在差异，文章涉及的内部报告很难称得上是舆论，应更多关注社会面报刊的评论。还应关注的是，为何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与苏联总以土耳其革命作为话语，土耳其革命内部张力对中国革命的走向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国内媒体如何塑造凯末尔形象。
第四场由杨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持，杨雄威、王春英（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老师评议。
常家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谣言何以事涉极峰：抗战时期“飞机洋狗案”重探》关注抗战期间“飞机洋狗”谣言的生成、传播机制及其背后的政治博弈。该舆情事件的底层传播机制是各方构建的结果。蒋介石强化谣言与修明政治的关联，完成外交关键人事调动的同时避免孔、宋矛盾激化。“洋狗”形象及其暗含的隐喻唤醒了近代国难、国耻的集体记忆。评议人杨雄威老师指出，“某案”的提法一般指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该舆情事件是否可称为“案”有待商榷。文章仍集中于对谣言生成的考证，而谣言传播的渠道着墨不多，应结合报刊材料进行论证。各报将该事件与“孔家”、“孔夫人”关联的叙事，符合民众的阅读心态。李里教授补充道，应注意该事件发酵的过程是否有中共因素在起作用，1942年中共国统区工作转为长期潜伏，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活动。
张辉甜（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再探“皖南事变”中的国际舆论》分析了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双方围绕国际舆论展开的互动与博弈。皖南事变前，中共已将国共摩擦置于国民党“亲日”语境中，影响国际舆论为己方赢得支持。皖南事变后，中共持续不断地向外媒发布消息，而国民党则一昧压制封锁，在华西方记者出于职业道德，重视两面性说法，故积极采用中共报道。最终国民党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国际援华政策亦受到波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共关系的走向。王春英老师指出，国际舆论除了英、美之外，尚需注意苏联态度。此外，文章尚需解释，国民党为何在国际舆论竞争中处处受制于人。张仲民教授认为，文章所指的国际舆论实际上是左派舆论，而右派与中间派舆论则较少涉及。近代史材料往往具有选择性，国民党一方的国际舆论历来未受重视，但其数量不一定是少数。王春英老师补充道，目前的题目范围过大，如修改为皖南事变前后中共对国际舆论的争取则更为妥帖。
杨瑞教授总结道，历史的真相是唯一的，但流传的版本不止一个，往往呈现出“罗生门”叙述的面向。面对历史的本事与叙述之间的张力，青年学人应学一些新闻传播学知识，如此方能揭示出谣言背后的权力关系。
第五场由杨雄威老师主持，龙伟、王春英老师评议。
李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老师《中共地下党对组织破坏信息的传递与分析（1927—1934）》分析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地下党组织破坏信息的传递渠道与信息分析机制。中共通过迹象判断、内线渠道、新闻报刊获取破坏信息，以交通、邮寄、电报等方式在各级党组织之间进行传递，最终整理形成秘密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为组织建设经验的一部分在党内扩散。龙伟教授认为，破坏信息的传递与分析与中共隐蔽战线的形成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本文的一条暗线是中共早期地下工作体制机制的成熟化，因此需要兼顾时间脉络。徐进教授补充道，逻辑性强是本文的一大特点，文章在论证时往往兼顾问题的两面性，并注重突出国共双方的博弈与互动。
李坤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信息传递与制度构建：北京与外地围绕人口入京务工问题的博弈（1951—1954）——以建筑工人问题为中心》从条块互动的视角，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与外地围绕建筑工人展开的博弈。建筑单位争抢工人与外来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增大了北京市政府对建筑业劳动力调配难度，同时导致用人成本过高。在外来劳动力进城务工问题上，北京与外地立场、态度存在紧张。最终在上层机构的介入下，建筑业劳动力统一调配制度确立，中央与地方的领导均不同程度地得到强化。需要注意的是，外来务工现象此后仍长期存在，这是信息在制度的空隙内传递的案例。王春英老师指出，条块理论的引介，必须区分其政治学理论的本源，历史原型以及实践中的运用，中央与地方不能简单引申为部门与地方。计划经济确立的过程，亦是市场信息传递受限，劳动力流动性缩减的过程。徐进教授补充道，消灭“把头”制度后，对新的招募途径与信息传递渠道的需求随之产生。
第六场由廖吉广老师（《山东社会科学》编辑部）主持，徐进、李坤睿、王春英老师评议。
袁之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文胆”到“党魂”——国民党对“陈布雷自杀”事件的因应与塑造》关注国民党公布陈布雷之死的幕后决策与形象建构。陈布雷死后，国民党政要就是否公布其死因展开争论。陈布雷遗书具有的可塑性，成为国民党构建其“党魂”形象的重要依据。这一形象不仅背离了陈的遗愿，实际上与蒋介石的真实心理态度也有所不同。评议人徐进教授指出，该文运用大量史料，对相关史事进行比勘辨析。但部分史料的解读仍有待深入，例如《中央日报》以陈布雷学者与官僚身份的紧张性解释其死因，其目的在于塑造什么形象；攻击王云五的是哪个机关报，属于什么派系，与王之间存在什么矛盾，这些问题应予以坐实。戴海斌教授补充道，蒋介石受到理学影响颇深，而理学讲求克制，故蒋吊唁过程中神色平常不一定意味着冷漠。
王叶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共全面内战时期“和谣”现象研究》分析了国共全面内战期间的“和谣”的形成、传播与影响。“和谣”并非完全虚假，而是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舆论发挥，是政治力量与报刊公同作用的结果。“和谣”深刻影响了美苏对华政策以及国民党高层决策、内部关系。评议人李坤睿老师提出，“和谣”一词是后来归纳还是史料说法，如是后者则须经过事实鉴定，“真实的谣言”这一说法自相矛盾。“和谣”是否是国共内战的特殊产物，历史上是否还存在其他类似的谣言。物价下降与多种因素有关，如果论证“和谣”导致物价下降，则必须排除其他因素，且时段要与之高度契合。
张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舆论视野中的湖南省参议会与省府冲突——以1947年“喻李事件”为例》关注1947年“喻李事件”中湖南省参议会与省府之间的舆论博弈。省参会短期内赢得舆论胜利，却迫于无奈向省府妥协，暴露出省议员在经济上对省府的依赖，又显示了参议员群体对民意的背离，故日后难获舆论支持。评议人王春英老师指出，应区分舆论视野的主体，并非所有的报道都可以称得上是舆论。分析史料不能总跟着史料走，虚的材料要务实，实的材料则要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具体语境。文章既分析了第一纺纱厂的利益纠葛，结尾部分又提到参议员应代表“民意”、“民心”，该立论需要进一步商榷。戴海斌教授补充道，民国时期省议会经过了长期废止到再次出现的过程，应对1945年后的参议员的身份予以考察。参议员很少能真正代表民意，相关争议背后往往是具体的利益之争。
工作坊在经过两天六场讨论后顺利闭幕，参会学者和青年学人共同研讨、相互批评，收获颇丰。感谢学界同仁的关注与支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继续为青年学人提供交流的机会，促进学术共同体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