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3日-24日，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邹城市人民政府主办，山东大学考古学系、邹城市博物馆承办的“手工业考古·邹城论坛——以先秦青铜冶铸业为中心”手工业考古论坛在山东省邹城市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西北大学、安徽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和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论坛；27名与会代表先后做大会发言和讨论会发言。
一、开幕式
9月23日上午8:30，论坛正式开始。论坛开幕式由邹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市文物保护中心党总支刘舰书记主持，邹城市市委常委、宣传部刘君妮部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院长，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徐波副院长分别致辞。
刘君妮部长代表邹城市委、市政府对各位参会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长久以来支持邹城考古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由衷的感谢。刘君妮表示，本次论坛是邹城市依托文化资源优势，加强与考古机构、高校、文博单位联系，促进考古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机遇。邹城市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挖掘文物遗存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推进考古成果转化，为邹城市文物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方辉院长首先代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大家对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长期关心和大力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谢。方辉指出，青铜冶铸业是我国古代尤其先秦时期手工业的重要门类，为我国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本次论坛将围绕先秦时期青铜冶铸遗存的新发现、青铜冶铸业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以及青铜冶铸业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以期为青铜冶铸考古学术交流提供良好平台，更好地推进以青铜冶铸考古为代表的手工业考古学科发展。
徐波副院长首先代表山东省考古研究院对各位参会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指出先秦青铜冶铸业考古是手工业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深化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具有重要意义。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时，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本次会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代表和参加开幕式的嘉宾合影留念，继之在邹城市孟苑酒店会议中心进行大会发言和讨论会。
二、大会发言（第一场）
第一场大会发言由复旦大学王辉教授主持。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青教授首先做出题为《邾国故城遗址的田野考古收获》的发言，对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5—2022年的主要考古发现进行了汇报。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济宁邹城市峄山镇峄山南麓，城址中部偏北有一处高地，俗称“皇台”，为宫殿区所在。故城北部为邾国贵族的墓葬区。故城西南发现多处陶窑、陶制工具和大量陶制残片，应为邾国制陶手工业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5年春季发掘项目正式开始发掘，至2022年已进行了7次发掘，共计发掘面积6000多平米。近十年来的田野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其重要收获之一是青铜冶铸遗存。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后李晓健的发言题目为《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先秦冶铜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李晓健发言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介绍斜圳地点以铸铜遗存为核心的主要考古新发现，包括铜料来源、熔铜遗存、铸铜遗物等，以及铜炼渣、炉壁、原始瓷、印纹硬陶等遗物；第二，介绍该地点考古发现的意义及相关遗存的初步认识。通过梳理西头遗址和斜圳地点以铸铜遗存为核心的主要考古新发现，辨析铜料的来源以及熔铜遗存、遗物，找到了其铸铜的线索，李晓健老师指出，斜圳地点的遗存整体年代为西周时期，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遗存为夯土建筑和H48，第二阶段遗存主要是熔铸遗存，至第三阶段遗址彻底废弃。
安阳市曹操高陵管委会、安阳市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孔德铭的发言题目为《安阳商代铸铜遗址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孔德铭介绍，2016年以来，在殷墟南区的任家庄南地（不少于10000平方米）及殷墟外围地区的辛店集（约50万平方米）、前定龙等地相继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这些遗址面积大，保存较好，铸铜遗迹丰富，出土与铸铜相关的工具及陶范、模、芯等数量庞大，代表了殷墟铸铜的最高水平，也了体现出商代晚期殷都世界性青铜铸造中心的大格局。经过分析论证，孔德铭得出以下结论：（1）青铜铸造业是殷墟发现最多、最大的手工业。殷墟目前发现青铜铸造遗址总面积不小于56万平米，体现出殷都世界性的青铜铸造中心的大格局。（2）青铜铸造技术的垄断化不断加强。商王控制了铸铜的原料开采、运输、分配，产品的使用、赏赐等，并且把青钢铸造工场、技术人员(家族)等都集中在殷都范围内。（3）商王垄断下，专门的青铜铸造家族出现，例如任家庄南地铸铜遗址由“齿”族控制，辛店遗址由“戈”族控制。（4）青铜铸造与使用达到世界级的高峰。结合上述四点，孔德铭进一步论证，殷墟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青铜文化，对于铜矿(包含锡矿、铅矿)、铸铜原料、铸铜技术、铸铜行为、铸铜工匠的控制、使用、传播、流通等系列行为的规范、制度、法律，保证了青铜文化的有序和有力的扩张和影响，奠定了殷墟青铜文化的核心地位。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杨颖东的发言题目为《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发现的石范》。四川省盐源县老龙头墓地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中发现了一批用于铜冶铸的遗物，主要为红砂岩材质的石范，还包括陶质浇包、陶鼓风管等，石范所铸器物与盐源盆地铜器能够对应，反映了盐源部分铜器本地铸造的工艺技术特点。杨颖东指出，这批石范的发现与研究，除了推断墓主的铸匠身份之外，对于研究盐源盆地的铜器铸造技术以及中国西南山地与北方青铜铸造技术向西南、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路线也有重要意义。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吉副教授作了题为《滕州庄里西墓地周代前期青铜器金属物料变迁》的发言。张吉指出，滕州庄里西墓地历时较长，自西周初年延续至战国而未有间断，出土青铜器对认识泗水流域周代铸铜技术与资源演变具有关键意义。滕国西周早期铅料主要来自中原地区，与关中及洛阳等地区一致；西周中期起，皖江地区金属物料和器物出现在泗水流域，可能反映了淮夷的强盛。西周末年至春秋早期，伴随汉淮海岱地区交流的加深，来自鄂东南地区的金属物料支撑滕、邾等国的铸铜业步入繁荣期。泗水流域周代前期金属资源随时代有序变化，反映与周边地区的密切交流与互动。
三、大会发言（第二场）
大会发言的第二场由安徽大学张爱冰教授、北京科技大学陈坤龙教授主持。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董逸岩博士的发言题目为《鹤壁辛村和彭阳姚河塬出土铸型材料浅析》。董逸岩介绍，河南鹤壁辛村和宁夏彭阳姚河塬均发现了该时期的铸铜遗物。通过岩相分析、扫描电镜分析和计算机方法，将二遗址所出样品与前、后时代和不同地区的铸型材料进行比较，可得出一些初步结论：辛村和姚河塬都存在泥料混用情况，样品基质的粒度分布较散，不如安阳、侯马等遗址集中，但均能在相对粗糙的基体上生成细腻的表面。样品内均有贝壳和螺类的羼杂出现，这些生物质组分也见于古河道沉积土。另外，样品中均常见圆度较好的石灰石和泥质团块，表明原料中或许含有河砂。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马仁杰博士发言题目为《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地点出土铸币遗存的初步分析》。马仁杰介绍，出土钱范样品的SiO2含量不超过70%，热膨胀率明显低于先秦陶范，这样的成分特征或许是出于控制钱币尺寸，标准化生产的目的。炉渣形态包括板状渣和琉渣（鼓风管附着渣），板状渣的基质高铁高钙，包含较多冰铜颗粒（CuPbFeS），夹杂金属颗粒的合金化成度低，琉渣的基质低铁低钙，琉渣内层主要夹杂粗铜颗粒，琉渣外层主要夹杂铅锡青铜颗粒。据此推测两类炉渣为不同生产环节的遗物，该遗址应存在冶炼含硫铜铅矿石得到冰铜并且加入锡料进行合金配比的工艺，或许也存在精炼冰铜，单独加入锡铅原料进行合金化的工艺。炉渣、钱范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属于同一类高比值铅，这类铅料仅于战国晚期之时在环渤海地区短暂流行，显示了这一时期齐国铸币所用铅料来源与合金配比协同发生了变化。这类高比值铅铅料与胶东地区的铅矿特征十分符合，不过部分样品明显具有更高的铀铅含量，亦符合辽东地区铅矿的特性，不排除齐国最开始使用的高比值铅铅料来自于本地，而部分高铀铅铅料或许是“乐毅伐齐”之后才带入的。以上特征表明，战国晚期“齐法化”的生产具有高度的标准化，是田齐垄断铸币权，发展商品经济的直观体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庆铸博士的发言题目为《莱芜嬴城遗址炼渣中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发现及其对商代政治经济的启示》。王庆铸介绍了山东莱芜嬴城遗址调查采集的冶炼遗存的分析结果。扫描电镜分析结果表明，嬴城遗址的炉渣是冶炼红铜和砷铜的炼渣。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嬴城遗址冶炼活动大致属于中商时期。铅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炉渣都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这是商代冶铜渣中首次发现高放射性成因铅。嬴城冶炼的铜矿可能来自于附近的吕祖洞和埠口（分别距离应城6公里和17公里）等矿山。嬴城遗址炼渣的铅同位素与商代青铜器的铅同位素信号一致，表明莱芜具有成为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金属产地的可能性。王庆铸认为，这一组检测数据为探索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金属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新方向，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商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黎海超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三星堆遗址6号坑出土木箱的复原及焚烧实验》。三星堆遗址祭祀区6号坑出土1件保存较好但完全炭化的木箱。为了解6号坑反映的行为过程，黎海超以科技分析手段鉴定木箱材质后进行复制，再通过多次的焚烧实验，对照实验结果与考古遗迹现象，进而对6号坑的性质进行初步解读。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全玉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先秦两汉时期锻造薄壁青铜器的研究-兼论锻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王全玉认为，在中国青铜时代虽然泥质块范法铸造是青铜器制作的主流技术，但锤锻工艺也一直存在，并对中国传统金属制作技术产生了较大影响。据统计，先秦和两汉时期经考古发掘出土的锻打薄壁青铜器经科学检测的大概有200多件。其中Cu-Sn-Pb三元青铜约占一半，锡、铅含量的范围均很广（5-25%Sn，2-17%Pb）（李洋，2017），这与欧洲与印度的金属加工传统——二元青铜用于锻制青铜器，三元合金用于铸造青铜器，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对出土于山东、山西、江苏、湖北的9个遗址的31件薄壁青铜器(或残片)进行金相组织和合金成分研究，发现其均为锻制而成，除两件为低铅青铜外，其它均为Cu-Sn二元合金，锡含量为6-18%。这和过往所知情况有很大不同，由此引发了一个疑问：这是由于以往发表的数据存在问题，还是因为锻造青铜器的成分存在地域差异？此外，王全玉还对中国薄壁青铜器的生产是技术发展还是社会文化需求的驱动进行了讨论。
四、大会发言（第三场）
大会发言第三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岳洪彬研究员、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黎海超教授主持。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为鑫的发言题目为《邾国故城遗址出土陶范的科学分析》。王为鑫对邾国故城遗址在2019和2021年度出土陶范进行了科技检测分析研究。铸铜兵器范的科技分析表明，邾国有完整的陶范标准化生产流程。出土陶范范料选择配比技术成熟，可根据不同铸型选择不同的范料配比。此外，铸铁陶范的表面涂料使用了滑石、骨灰、熟石灰等材料来帮助铸件脱模，并且发现有目前最早利用沸石类矿物作为脱模剂的实例。这些性能优异、可以反复使用的涂料提高了铸造的效率。来自成分、表面与剖面结构特征的综合证据表明表面层的制作工艺类似于现代的浸涂法，可以高效的在陶范表面施加平整的表面层。这些技术共同服务于铁冶铸业，生产耗铁量低的薄壁韧性铸铁农具，体现了追求效率、质量与较低成本的技术选择与技术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树芝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出土燃料鉴定与研究》。王树芝指出，鲁山县望城岗冶铁遗址出土的12块木炭都是栎属，其中槲栎组占比较高，麻栎组次之。表明当时的人们有意选择燃烧热值高、火力强大、燃烧持久的优质栎木作为冶铁燃料。通过对木炭样品的观察，发现58% 有明显的材表，木炭样品的年轮数大于或等于10 轮，直径在5.2 厘米或以上，由此可认为古人对采集冶铁燃料可能有规定。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郭士嘉发言题目为《西周时期王室与贵族铸铜作坊之异同初探》。郭士嘉指出，根据聚落性质，西周时期发现铸铜遗存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王都、诸侯国都邑与贵族采邑三类，但限于材料，以往研究很难对不同类别聚落中的铸铜作坊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周原地区李家铸铜作坊与孔头沟铸铜作坊的发掘对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材料。经研究，李家铸铜作坊为王室作坊，虽始自西周早期偏晚，但主要兴于西周中晚期；孔头沟铸铜作坊则为贵族作坊，年代亦为西周中晚期。因此，两个年代基本同时的作坊的对比将有助于完善对西周铸铜业体系的认识。此外，郭士嘉在判断作坊归属的基础上，从作坊范围、产品结构、产品流通、铸铜技术等方面比较了王室作坊与贵族的异同。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百舸馆员的发言题目为《红铜铸镶式青铜器所见晋楚两系青铜艺术的对抗格局》。红铜铸镶是一种被认为兴起于鲁南地区的青铜器纹饰制作工艺。此工艺技术难度极高，发源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即已式微，可谓昙花一现。红铜铸镶工艺制作的青铜器，形成了一套高度稳定的艺术范式，并显示出跨工艺、跨媒介的普遍性和持久的生命力，对东周青铜器艺术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刘百舸指出，春秋晚期起，红铜铸镶纹饰设计分化为晋式和楚式两支相互对抗的派系，分别形成独特的风格并广为传播。其中，鸟兽纹壶、狩猎纹壶即是晋式红铜铸镶风格的衍生，此风格的青铜器也见于滕州韩墓地中。而南方地区，曾国青铜器和漆器则是楚式红铜铸镶风格的集中体现；晚至战国中期以后的楚式青铜艺术也深受其影响。在某些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显示出两系青铜艺术的冲突和融合。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高军发言题目为《临淄棕榈城遗址出土汉代铜镜的初步科学分析》。棕榈城墓地位于临淄齐故城西南侧，是战汉时期齐故城的平民墓葬区，出土了大量的铜镜、带钩等日用青铜器，对理解汉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高军助理研究员取得了棕榈城遗址出土的西汉早中晚期铜镜样品总计41件，在发掘者对墓地系统分期的基础上，分析了铜镜的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历时性分析表明，西汉铜镜的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在西汉早、中、晚期均存在一定的变化，暗示了西汉社会经济政策变迁对临淄地区铜镜生产的合金工艺和资源调配的重大影响，为理解西汉时期铜镜的手工业生产业态提供了新的线索。
五、讨论会及闭幕式
大会发言之后是讨论会，讨论会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云翔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岳洪彬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陈坤龙教授，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张爱冰教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正标研究馆员等12位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先后发言。
陈坤龙教授发言题目为《关于商代青铜铸造南方传统的初步思考》。晚商时期商文化在多个方向的退却，中原以外地区出现了诸多区域性的青铜器群，其中“南方传统”在学界得到了长期关注。陈坤龙教授首先对“南方传统”概念的提出与发展作了学术史上的梳理和概念上的辨析，其次以城固龙头出土铜器的铸造工艺观察为切入点，从时间、空间、使用人群等角度对相关材料进行分析，指出明确区别于中原的南方传统形成于殷墟一期之后，大洋洲铜器群显示了区域特征兴起的过程。
岳洪彬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商丘宋国故城所见冶铸遗存及相关问题》。岳洪彬对河南商丘市宋国故城最新的发掘工作进行了简介，商丘市宋国故城发现于1996年，随后进行过几次野外发掘，都集中在城墙解剖，目的是为解决该城的始建年代问题。2021-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五家单位，重启宋国故城发掘，于睢阳故城西墙与宋国故城南墙交接处的城内，发掘到埋藏地下10米深的古地面，出土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遗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数量不多的冶铸遗存。从种类上看，有冶铁遗存，也有铸铜遗物，年大会代应从东周至隋唐中期，为豫东地区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田正标研究馆员发言题目为《越都绍兴新出土战国青铜器》。田正标指出，越都周边集中发掘的南山和大湖头遗址，具备了作为与都城遗址相关联聚落的基本属性，虽然文化堆积整体并不丰厚，但时代单纯、包含物丰富是两个遗址的共同特点，除了出土少量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外，都出土了比较多的青铜器，反映了进入强盛期越国文化的精彩风貌，这是越地范围内其他普通遗址所不具备的。
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基本相同，包括剑、矛、镞等兵器，锛、凿、削刀、铲、镰、锸等工具和农具，还成堆出土了极为细碎的青铜戈形器。相比较而言，青铜生活用器发现极少，礼器更是基本不见，与墓葬内不出青铜礼乐器、仅出少量兵器的情况一致，反映了越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务实的一贯风格，大湖头遗址出土的石范、粗铜块和铅块表明，在遗址内或遗址附近应存在冶炼、铸造有关的遗迹。从成分分析的情况看，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有不少含有较高的铁元素，肉眼可见会粗略判断为铁器，应该与矿产资源的来源有关，也应是越地铜器的特制之一，改变了此前对出土于越地但来源不明的所谓铁器总是持怀疑态度的错误认知。通过对含铅两较高的器物和纯铅锭的同位素分析比较，部分资源与湖南南部的资 成分非常接近，体现了当时在百越范围内较为广泛的物产流通。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团辉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东周都城宫殿区与手工业作坊区位置关系探析》。东周时期是手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在列国都城遗址均发现很多手工业作坊遗存。宫殿区和手工业区是都城内的两大重要功能区，二者的空间位置关系似无统一的规制，既有“南宫北工”“北宫南工”，又有“东宫西工”“西宫东工”等，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徐团辉指出，在有些都城内的手工业作坊区附近应设有市场，与宫殿区形成“前朝后市”的位置关系。这样的位置关系或可为探讨《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文本性质和成书时间提供一定的依据。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闻磊副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为《江汉地区东周时期铅锡制品初步发现与研究》。东周时期江汉地区锡器与锡锭的发现较多，其中铸锡遗存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并可能与本地大量锡器的频繁重熔有关。闻磊老师通过梳理楚都纪南城及其周边楚墓出土铅锡制品的初步研究，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线索和方向。
张爱冰教授发言题目为《先秦时期江淮地区冶铜业的若干问题》。张爱冰教授指出，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江淮地区冶铜业的建立和发展意义重大。相关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供继续讨论的问题：先秦时期江淮地区冶铜业建立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其区域特征及与中原王畿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作为活跃在该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淮夷有没有掌握冶铜术或有没有自己的冶铜业？近年来，随着肥西三官庙、阜南台家寺、铜陵师姑墩等夏商周遗址的发掘和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址的调查，先秦时期江淮地区冶铜业的材料有了极大的丰富，这就为深化认识上述诸问题提供了新契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严贤盛的发言题目为《邾国故城铸铜遗址出土炼渣和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严贤盛同学对邾国故城冶铸遗址出土的13件铜渣和12件铜器分别进行X射线荧光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铅同位素分析。通过铜渣基体和金属的分析可知，铜渣中多包含铜、锡、铅、铜-锡等金属颗粒，CuO、SnO2和PbO含量较高，应是熔炼合金产生的熔铜渣，初步判断该遗址以铸造铜锡铅三元合金青铜兵器为主。由铅同位素分析结果可知，铜渣和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变化范围较大，虽存在一定差异，但主体部分重合，可能存在三种不同铅料来源。他认为，邾国故城铜渣及铜器的铅同位素组成既不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中原及山东地区青铜器，也与胶东地区铅矿存在显著差异，可能主要为独立开采冶炼泰沂山脉附近铜、铅资源的结果，此类铅料在山东至少可延续至战国晚期。本研究可为后期探讨邾国冶铸遗址所铸造铜兵器的流通等关键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作用。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艳波副教授发言题目为《邾国故城遗址冶铸区H299出土动物遗存的初步分析》。宋艳波以邾国故城遗址冶铸区H299的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对其性质进行了分析。邾国故城遗址冶铸区H299，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壁斜直，东部被打破，西部为麻骨石铺的壁，底部近平。地层堆积总体由南向北倾斜，兽骨密集集中于⑤层底部，清理至⑤层底，于坑的东北角清理出三十余块似砖坯的土块，由北向南倾斜。推断可能为与冶铸相关的垃圾坑，时代不晚于战国时期。通过对出土动物骨骼的检测分析，宋艳波指出：从H299出土动物的初步分析来看，该灰坑可能并非单纯的垃圾坑，其中一些特殊的动物遗存可能与某种仪式性活动有关，未来希望可以结合其他方面的证据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鑫光馆员的发言题目为《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虢仲墓出土铜礼器制作技术研究》。三门峡虢国墓地是一处规模宏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虢国国君及贵族墓地。其中M2009随葬器物共4598件，铜器共2312件，其中青铜礼器149余件。经过分析，所选取34件铜器皆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实用器锡含量整体处于中等锡低铅含量水平，合金配比相似；虢国墓地青铜器微量元素的特征是As(砷)含量较高，其次较为高的是Ag(银)和Sb(锑)，而且三种元素变化较大。虢国墓地青铜器与河南豫西及南部地区铅矿与铜矿基本上只是零星的重合；与山西中条山及铜绿山都有重叠，与安徽南陵地区也比较接近；中条山铜矿带微量元素的特征是具有较高含量的元素Co，而元素Ag、As较低，这与虢国墓地的青铜器高As、Ag，低Co的微量元素分析模式完全不同。SPSS多元统计分析也显示，虢国墓地青铜器与山西中条山铜矿分布集中在两个不同的区域。王鑫光认为：虢国墓地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源于山西中条山地区。皖南沿江地区数据比较分散，但还是局部与虢国墓地相接近，而大冶铜绿山与虢国墓地的数据重合，矿料可能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建西副研究员发言题目为《秦咸阳城聂家沟遗址冶铸遗物研究》。2011年10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聂家沟遗址清理一批冶铸相关遗迹，部分灰坑出土陶范、烧土等冶铸遗物重达百余千克以上。该批冶铸遗物临近秦都咸阳城宫殿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整理和辨识，陶范中以外范为多见，模和芯较少。利用XRF、SEM-EDS等方法对典型陶范残块浇铸面进行成分分析，通过浇铸面与非浇铸面的成分对比验证了表面元素分析判别陶范浇铸器物材质的可行性，确认了大部分容器类范、器釦范、配件范、饰件范所铸器物材质主要为青铜，车辖范和扁锤形器范所铸器物材质为铁。通过宏观观察、显微观察等手段对制范工艺进行了考察。李建西指出，从材质看，该批冶铸范中只见一件铸造镞的石范，为质地较软的滑石类材料，其他范、模、芯均为陶质。外范均为沙土，以粉砂或细砂土为主，另有少量粗砂土。芯大多破碎严重，可辨识的数量较少，有沙土和草拌泥两种材质。模的数量少，只见粉砂或细砂土质。从组范方式看，戈、带孔条形器等扁平器物主要使用双合范。细管、环、泡等小件器物多为一范多器。容器类则由依器形进行分范的多块范组合铸造。外范以模翻制或其他方式制成。部分芯以组合外范翻制后减薄制成。推断范块经烧制、组合后外表敷草拌泥，还可能以绳捆缚整固，最后才能用于浇铸。浇口位置则根据外范和芯是否带浇口情况，在敷设草拌泥时制成浇口杯，或以草拌泥质铜液导流器辅助浇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博士研究生谈金卓发言题目为《原位铅同位素分析探索辛店铸铜遗址矿料来源问题》。原位分析是一种常见的微区分析方法，在考古学中，该方法多依靠LA设备进行使用。谈金卓博士在研究中进行了一次模拟实验，将原位分析技术应用到铜铅合金化过程中所产生炼渣的分析之中。同时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对矿石、冶铸产物以及金属成品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冶铸过程中，铅料会对炼渣中的铜颗粒造成污染，铜颗粒原本的铅同位素特征将被掩盖。但这一发现不能降低LA技术在探索高铅铜料与铅料来源存在的价值。此外，LA技术应用于炼渣中不同类别金属颗粒的微量元素分析中，有可能避免纯金属器发现较少的缺陷，对认识早期各类纯金属料的微量元素特征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探讨了LA技术在炼渣中的应用场景，表明该技术具有较高的应用潜力。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博系主任陈德洋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建设邹城邾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的几点思考》。陈德洋指出，邹城邾国故城遗址考古在商周考古（周代小诸侯国层次）、区域考古（泗河流域考古、鲁国周边区域考古）、聚落考古（诸侯国都城遗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对丰富邹城地方文化内容（邹鲁文化、孟子——儒家文化）和拓展当前邹城东部文化项目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基于此，邹城可依托邾国故城遗址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实现对该遗址的综合性保护利用。建议以“邹鲁遗风”为主题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综合展示邾国历史文化，专题展示邾国陶文、古代度量衡、早期饮茶、战国冶炼、孟子与邾国等；遗址区内原址原貌展示邾国故城城墙、宫殿遗址、墓葬（西岗M1）、水井（J3）、铸铜遗址等重要遗迹，数字化展示、沉浸式体验邾国故城布局、重要建筑/遗迹复原、青铜铸造技艺等；遗址外围适度开发研学旅行、文化创意等文化项目。
讨论会最后，白云翔教授做总结发言。白云翔指出：一切的交流最根本的是人的交流，这就需要我们去搭建平台，而这次论坛就是为先秦青铜冶铸业研究各领域、各方向的研究者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本次论坛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先秦青铜冶铸业研究领域，一大批青年学者正在迅速成长，显示出先秦青铜冶铸业考古充满了活力，具有美好前景；中华古代文明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重大的课题，青铜冶铸业与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演变紧密相关，先秦青铜冶铸业考古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为中华古代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和阐释作出应有的贡献。”
讨论会之后，举行简短的闭幕式，并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主任路国权教授致辞。路国权首先对参会嘉宾、会务人员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他满怀深情地感叹：在这短暂的一天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汇聚一堂，围绕近年各地先秦青铜冶铸遗存新发现、青铜冶铸业考古研究新进展，以及青铜冶铸业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三大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通过这次论坛，展示了我国最前沿的冶金考古新发现和新技术，手工业考古的新理论和新思想。同时，本次论坛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充分显示出近年冶金考古工作的迅猛发展，生机勃勃；第二，“手工业考古论坛”品牌效应显著，已连续举办八届，老中青相结合，共同努力，共同进步。本次论坛的成果表明，我国手工业考古研究正取得重要进展与成果，已在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等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当然，先秦冶铸业领域的研究仍留有广阔的探索空间，让我们继续携手努力，为中国考古学事业的繁荣而奋斗。
9月24日，与会代表先后参观考察了邹城市博物馆、邾国故城考古发掘工地及出土遗物，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交流。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