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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

时间:2018-12-06 11:10:32  来源:   作者:李红岩  编辑:李婧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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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过去这 40 年,不但是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的 40 年,也不但是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 40 年,而且是学

术文化繁荣发展的40 年。

为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本报选择学术文化领域变动较巨、成绩较多的若干板块,约请相关专家从个人亲历和见闻切入,回

顾这些板块40 年来的发展轨迹,总结其成绩,反思其得失,展望其未来。

王学典、陈思和、叶延滨、梁涛、陈尚君、李红岩、臧铁军、杭间、顾家宁等学者将与我们分享他们对国学、诗歌、长篇小说、学   术史、唐诗研究、史学、高考制度、设计思想等领域40 年发展历程的独到观察和思考。

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

李红岩


历史内容空前丰富的40 年

 

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阶段性,呈现出形态化、样态化的特点。

经典作家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动,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史家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

如果雅思贝尔斯所谓轴心时可以视为始点,那么,西方学术已然经历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分析的时代,而源远流长的中华学术,在荀子之后,则经历了经学时代、玄学时代、三教时代、理学时代、汉学时代、西学时代、马列时代。这些时代表明,学术进程在历史长河中不仅表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而且不断地从相对独立发展走向全球融通,加速度地融通。

20 世纪,学术的加速度融通,发展到人类历史的极峰。

40 年来的中国学术、中国史学,负载着人类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但是,它直接从 20 世纪走来,以 20 世纪的世界大势、中国历史为背景,走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

这种状态,需要在与改革开放 30 年的比较中得到清晰展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史学研究的根本形态没有改变。换言之, 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历史学的基本样态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40 年来的中国史学,以加速度的状态繁荣发展,以加速度的状态与全球融通。其所形成的新样态, 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第三时段民国时期为第一时段,改革开放前30 年为第二时段

谈到历史与历史学,史学家们经常使用三个比喻:河流、人体、树木。以为喻,孔子叹逝者如斯。以为喻,章学诚指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以

为喻,安克施密特拈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还残留一丝本质主义,那么,本质不在树枝 ,更 不在树干上 ,只 是在树叶上。这三个比喻,可以很直观地帮助我们理解 40 年来中国史学的基本样态。

既然是河,则必然有主流,有支流;既然是人,则必然有骨骼,有血肉;既然是树,则必然有主干,有枝叶。所谓主流、骨骼、主干,就是历史的主脉与大势、本质与结构、规律与动力。所谓支流、血肉、枝叶,就是历史的要素与内容、形式与表现、机制与功能。不同历史时期,历史学家对历史对象的择取, 侧重点是不同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家的侧重点,是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家的侧重点,则转移到了支流、血肉、枝叶上面。当然,偏重不等于偏废,但大体之分,消息走漏,还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侧重于关注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所以中国史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社会发展史的宏大视角,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了空前完整 、系 、深 刻的主导性揭示。所谓社会发展史,不是社会生活史,更不是社会文化史,而是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史,也就是生产方式的历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等均附着于其上。为突出主题主线, 30 年的中国学者着重于对历史规律、历史阶段与历史理论的开掘,尽量清晰地提炼出中国历史的逻辑秩序,将唯物史观的一般秩序与中国历史的特殊秩序相结合,将中国历史的秩序纳入唯物史观的秩序中去,以此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普遍性与规律性。改革开放前,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历史发展动力、中国近代史主题主线等问题的热烈研讨,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即在于鲜明地揭示中国历史

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之间的关系,从而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

这样的研究路径与学术取向, 20 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界革便开始了。其后,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由于掌握了唯物史观,很快超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建构的新史学体系,让古老的中国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这一形态的史学研究,从李大钊延续至今,一以贯之,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它最核心的特点,是以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从上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诚可谓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改革开放后,它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国史家认为,史学研究不仅要凸显历史的主流,还应该展示大河的支系;不仅要 骨感,还应该丰满;不仅应该主干强壮,还应该枝繁叶茂。以这样的思想为驱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喊出了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口号。这是最能反映新时期史学整

体样貌的一个口号。40 年来中国史学的整体样貌,此口号足以一言蔽之。它原本是经典作家的原话, 用作了《历史研究》1987 年第l 期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提出这一口号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前30 年在侧重关注主流、骨骼、主干的过程中,出 内容狭窄 、风 格单调的状。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与唯物史观无关,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路径无关。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家的时代任务是不同的。从民国至新中国前30 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任务,本是揭示历史的主题与主线,不在于填充历史的血肉与支系。因此,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不是要否定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它、发展它、完善它。至于通过怎样的途径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他们提出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应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文章说,这样做可以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以该期《历史研究》为标志社会史成为新时期发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史学分支。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适应了新时期史学发展前进的需要。唯物史观着重于揭示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但从来不忽视、也不允许忽视研究历史的支系、血肉、枝叶。唯物史观最重视揭示历史的本质, 但向来都是透过现象而不是抛弃现象看本质。由于历史的本质隐藏于社会生活的深处,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上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作了空前深刻的揭示。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可以让唯物史观的科学之光绽放得更加艳丽。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引领下40年来,中国史学的血肉空前丰满、支系空前发达、枝叶空前茂盛。史学界公认,这是史学全面繁荣发展40 年,是繁花似锦的40 年。

这意味着,史家笔下的内容,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史家队伍的数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史学柜子里面所装的东西越来越多 ,史 学分支越来越杂 、越细。大量风格多样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大型史料集成、丛书被出版。一批精通外语的世界史专家,与国际同行进行着同步性研究,诸多著作已经不逊色于国外的同类作品。考古发掘走出专业圈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研究领域日益拓展,手段日益先进, 科研经费日益充盈。研究方法、研究样态、研究视角与理念、论文题材与触角日趋多样,与海外同人的交流空前频繁,田野考察蔚然成风。40 年来的中国史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状况。它非常驳杂,甚至混乱,但绝不贫乏;它有可能已经产能过剩, 但绝非产能不足;而且,它还在进一步扩展进步之中。

凡此种种,均可分类以说,逐

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以社会史为例,不仅中国古代社会史得到细腻描绘,而且近代、当代的社会史,同样受到空前重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学科定位、内部再分支等等,无不得到深入研讨。提到当今中国史学,许多人最容易脱口而出的,就是社会史。伴随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环境史、灾荒史、城市史,以及文化史、观念史、概念史、医学史,与区域史、风俗史等等相互交叉,蔚为重镇,成为历史学发展新的学术增长点。可以这样说, 凡人类以往的形迹,几乎全被纳入了中国史家的视野,出版了专著。史学分支与学科的缤纷出现,带来的是历史内容在文本领域的不断被添加、是学术理念的不断从中心转向边缘、研究对象的不断从整体转向区域、理论兴趣的不断从历史理论转向史学理论。

这是一种应当给予整体肯定的繁荣发展状态,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才能出现这种繁荣发展的局面。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进程相适应,既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 

碎片化及其潜流背景

 

健康、繁荣是40 年中国史学的基调和主流。但是,在内容空前丰富的情况下,历史的骨骼、主流、主干是否受到了遮蔽?换言之,丰满的血肉是否拖累了骨骼? 丰茂的枝叶是否掩盖了主干? 细密的支流是否漫溢了主流? 史学队伍是否具有分化的倾向?这样的追问, 时常会浮现出来。

发展带来变化、产生分化、生发新的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新鲜事。正如美好的生活导致胖人越来越多,史学界普遍感到,干瘦的骨感固然不妥,臃肿的肥胖同样是问题。

多年来,许多专业学者追问: 在历史区域研究中怎样关照全体? 在历史描述中怎样不忘本质? 在微观考据中怎样不止于碎片? 在史料梳理中怎样不忘思想?总之,具体研究怎样关照宏大叙事?这样的追问,在学术意义上关注的是历史学真善美的全体大用,在社会学意义上体现的是历史学家的一些新不安。

确实,伴随着繁荣发展,生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突出表现是: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学化”的核心,是理论思维弱化。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思想性。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是繁荣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有学者认为,这是过去僵化研究模式所必然造成的报应。笔者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报应只能表明动力原因,无法说明转型机制的运作过程。还有学者提出,既然倡导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那就必然会造成树叶遮蔽树干。笔者同样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所谓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指把原本不该缺少的东西还回去,而不是把原本不缺少或原本不该有的东西硬加上去。这是字透漏出的应有之意。显然,造成碎片化等等的原因,要另外去寻。

我以为,造成碎片化等等的原因,是由于在40 年中国史学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一股潜流。这股潜流虽然不是主流,却潜移默化地介入、影响了 40 年来的中国学术,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圈占了场域。这股潜流的基本特征,就是碎片化,它来自于 20 世纪 70 代开始的西方学术转向,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段大体相符。

所谓碎片化,其最外在的表现,是选题狭小,例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 济慈喝什么稀饭

普希金抽不抽烟洪秀全是否留胡须”之类。但是,再狭小的选题, 也属于历史的要素与内容,可视为微观研究,未必属于碎片化。构成碎片化需有两个要件,一是选题缺乏与历史研究相匹配的意义,二是

将对小题目的考据视为研究的全部和最终目的。碎片化的实质,就在于将缺乏重大意义的历史偶然性看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要素, 并把对这种要素的研究当作是历史研究的真正内容。换言之,借用安克施密特的说法,认为历史的本质在树叶上,不在树干上。

这样的价值取向与研究状态, 最直观的表现是以要素代替全。它不是力求使本不该缺位的历史内容在场,而是将研究的筛孔做小,去除大的,留下细的。当要素被夸大为某种特殊东西,即如同安克施密特所描述的那样,会引起人们领悟过去的尘埃化。在中国, 这种研究取向可追溯至乾嘉考据学。但是,民国以后,从欧美进口的实证主义又固化和强化了这一传统。由此,以偏概全地将考据看作从事历史研究的终身事业,成为学术风尚。相应地,如钱锺书所说,普遍地轻视或瞧不起理论。众所周知,这种研究取向曾遭受严肃批判,有所弱化。但上世纪70 年代后,西方学术风尚再一次转向碎片化,并逐渐传入中国。这一次传入的碎片化风气,虽然在许多方面与旧形态的碎片化保持着一致,本质上却以对某种理论的重视而非

“轻视”为出发点。换言之,它也有理论背景,但不是实证主义的背景,而是反实证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背景。

让我们从波普尔对碎片化的倡导开始讨论。波普尔是直接论述到碎片化问题的思想家。他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总体论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所存在的,只是所谓“零碎技术”“ 零碎修补学”“ 零敲碎打的工艺学”“ 零碎的试验等等。他表 不相信有可能对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种相应的批判”。这种论调,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他对历史决定论否定立场与批判逻辑,完全符合70 年代后西方学术转向的理论预设及基本进路。

这种理论预设及基本进路,就是拒斥所谓系统的哲学,亦即拒斥所谓以认识论为中心,追求客观性与合理性,被罗蒂等人指称为基础主义认识论、逻各斯中心主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些同质类的思想理论。这种思潮覆盖了 70 代后的西方学术界,为学术碎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比如在文艺理论领域,形式主义文论大泛滥,驱离社会历史背景,宣称 作者之死,成为趋之若鹜的风尚。接下来,便只是对作品所谓内部要素(如隐喻、意象、象的解析,再进而向文学消费与接受效果的维度发展。这种抽离社会历史背景、抽离作者意图乃至驱离作者的文学研究,被中国学者张江称之为强制阐释强制另外一层意思,在于强制作品仅仅以要素组合、工艺碎片组装的形式在场。这种样式的研究,对中国

知人论世孟子的学术传统显然是一种颠覆。

应该指出,碎片并非一无是处。豕苓桔梗、木屑竹头,亦可资用也。否定碎片化,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更不等于否定具体的微观研究。正如钱锺书所说,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 反对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但是,碎片化不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主流价值。

不过,这样的立场和论述,在坚守碎片化立场的学者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抛弃历史整体观念、集中放大历史构成要素,已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成为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历史学既展现出内容的空前庞杂,又展现出空前的碎片化。碎片化锁定历史内容的某个或若干个要素,对其内部更加细化的要素进行愈加细化的逼视,不断地向具体情境靠近,进而用要素替换掉整体性的历史要素化

具体化成为 20 世纪后全球史学的普遍特征。所谓新清史,所谓

中国中心观,就是这种风尚的产物。

这里我想以思想史为例。据某位西方专业学者总结,也是从上

世纪70 年代开始,西方的思想史研究开始经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具体说,思想史家开始面对

一个独特的问题,即应该在什么程度 “ 接受当地人的风俗习。所谓当地人当地,就具体化,一是指与全体相对应的区域,二是指区域内的要素。当

“ 当地”这样具体的因而必然特殊的要素占据本体或核心位置时,自然而然,那种整体性全局性的“ 假定或暗示,也就具有虚假的或令人反感的性质”了。所以,所谓思想史研究所面临的“意义深远的变,其实质无非与福柯的实践、波普尔的主张一样,在于抛弃历史整体论与历史决定论,走向历史要素论。以要素分析代替整体分,其极致化的表现,即是碎片化,或曰零碎工程学。将碎片当作历史整体,以碎片解释历史整体, 属于史学领域的强制阐释。当然, 我们不是说“ 当地”一类对象没有价值,但“当地”毕竟总是整体中的

当地。不应当以当地去消解整体。脱离了整体的当地,即使地域再广、范围再大,也只能是孤岛,因而在观念本质上属于碎片。碎片化、具体化、要素化的哲

学老巢,是海德格尔所谓此在

Dasein。上世纪 70 年代后西方学术的主趋势,团词提挈,就是以

此在代替 共在Mitsein。这一主趋势不管冠以什么名称,不管变换什么花样,不论表现在哪个领域,本质都是一样的。因此 ”能够像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在思想史家那里,变成“ 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在勒华拉杜里笔下,变成

朗格多克 蒙塔尤 所谓

“ 微观历史学”的早期典范;在“ 新清史那里,变成 满洲;在所谓

中国中心观那里,变成丝毫不受外来元素影响的纯中国元素。如此等等,理一分殊。安克施密特道出了天机 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范围内,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性和总体性,而是那些历史片段成为注意的中心。

许多西方学者都将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家勒华拉杜里归于后现代主义,而年鉴学派对40 年来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直接影响。在 20 世纪,第一代年鉴学派立场的基本特点,就是使每个个人都必须回归他的时代。注意,是回归当地时代,亦即此在即具体现场与要素,亦即所谓生-人口学模式,由地质、气候、瘟疫、细菌之类要素构成。历史研究就是分析这些要素,如同强制阐释者分析作品内部的修辞、隐喻、肌理、意向、句式、语汇等等一样。至于说从这些分析中提炼出一个定义,提炼出社会转化的过程,费弗尔认为,那要么是先验的,要么是不可能的。

年鉴派在 1968 年前后进入第三阶段。它最大的特征,就是碎片化,而福柯是年鉴派第三代的同路人。福柯所谓考古学或系谱学,与年鉴派所谓心态史至少在亲缘上具有类同性。当第三代年鉴派史家崛起的时候,美国的海登·怀特 1973 年出版了所谓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作《元史学》,罗蒂则在1979 年出版 了《哲 学和自然之镜》。

1978 年,有中国学者开始组织翻译意大利人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些同时发生于上世纪70 年代的事件,可以列出许多,但只指出一点便够了,即它们以同样的性质从一开始便介入了 40 年来的中国史学,分化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思想学术领地。特别是年鉴派第三代,几乎完全是与40 年来的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

所以,讲到碎片化及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学术理念的变化,评估

40 年来中国史学的潜流与影响,需要追踪西方上世纪 70 年代后的思潮转向,看一看二者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联。这样,可以为科学规划中国历史学的未来,提供借鉴。 

走向历史学的公共阐释

 

40 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促使中国学者的思考开始向新的理论

建构方向演进,呈现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势, 一言以蔽之 ,曰 :离 弃强制阐释

Imposed Interpretation,走 共阐释Public Interpretation

碎片化必然导致对历史的强制阐释。在强制阐释话语下,过于丰满的血肉会拖累骨骼,过于丰茂的枝叶会遮蔽主干,过于细密的支流会漫溢主流。过于细碎的所谓史实重建,会让历史学者不再去思考宏观问题,因之对历史理论缺乏兴趣。在拒斥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名义下,淡化乃至反对理论思维似乎顺理成章了。强行场外征用,即简单搬用历史学理论以外的其他理论强加于历史研究,本来立意很好的跨学科研究,反而弱化了历史学的主体地位。用历史要素研究代替历史整体研究,一方面造成内容的丰满,一方面造成碎片的集群效应。这样一来,在具体研究中忽视全体,在历史描述中不顾及本质,微观考据成为了碎片,对历史要素的重视成为了对历史整体的排斥,由此而造成一种合力性的趋向,就是对历史的强制阐释。这种强制阐释的现象,发生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领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抵制和批评。

而走向历史的公共阐释,意味着历史阐释应该是理性阐释,是人类共通性认知的逻辑呈现;应该是澄明性阐释,是置入公共意义领域、为公众所理解的阐释;应该是公度性阐释,即阐释与对象、对象与接受、接受与接受之间,是可共通的;应该是建构性阐释,即阐释者对公众理解及视域展开修正、统合与引申;应该是超越性阐释,即超越于个体阐释;应该是反思性阐释,即在与文本的对话交流中求证文本意义,达成理解与融合。

遵循公共阐释规则的历史研究,尊重微观研究但反对碎片化。它追求让历史的大树既主干粗壮, 又枝繁叶茂;让历史学的骨骼

血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以公共阐释规则研究历史,意味着中国历史学由偏重史实重建, 开始向注重历史阐释转移。由于偏重史实重建,所以唯恐遗失历史要素,历史内容因之空前丰富。但是,在具体化、要素化、此在化的西方学潮影响下,散钱不串,主干不彰,其极端化,即流于波普尔所说的零碎工程学。转向历史阐释,亦即转而以理性逻辑为主导,不以细微史实重建为主导;以历史逻辑之澄明性为目标,不以众多史实之芜杂叠加遮蔽澄明;以可公度性为规则,不以探寻独特性、唯一性为旨归;以整体建构性为取向,不以要素功能性为决断;以超越学科壁垒为诉求,以反思学术史为契机门径。

史学四长,才学识德。40 来,由于碎片化、要素化、具体化、此在化,学彰而识暗。以公共阐释为标识,将转而为识、学相长。此一趋向,意味着反叛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范式。其继承性,在于坚守确定性;其民族性,在于全新阐释传统史学;其原创性,在于由中国学者提出;其时代性,在于不重复老话;其系统性,在于通贯全体; 其专业性,在于抵制场外强制征用。基本趋向,在于骨骼并重。

公共阐释是中国学者张江 2017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和理论。它认为,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者应该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

40 年来,史学界绝非没有具备公共性的理论思考及成果。特别是具有中层理论价值的成果,非常令人称道。比如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关于明清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南宋至明代过渡,等等,这些研究,如同高速路上的匝道,起到了打通历史堵点, 使得道路连接畅通的作用。但是, 公共阐释代表了更大更新的思考趋向。面向未来,公共阐释论体现了唯物史观统领下史学创新的努力方向,预示了中国史学守成出新的新变化。它是消解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