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于困惑中探寻,于探寻中思索——由《文化苦旅》之《道士塔》说开去

时间:2015-01-07 19:59:44  来源:  作者:王一帆  编辑:   浏览量:

  痴迷西北边疆史的我,无边的思绪常会飞越祖国的崇山峻岭,盘旋在飞沙似雪冷月如钩的西北塞外。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有一个令我魂牵梦萦的古镇:敦煌。这弹丸小城,凝聚着西域千百年的璀璨文明,大漠又赋予了她神秘雄浑的气质,使其成为古今中外多少人心向往之的圣地;而近代她那跌宕曲折、饱经掳掠的悲惨遭遇,又令无数国人心底隐隐作痛。

  初识敦煌,源于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道士塔》。开篇秋雨先生便抛出“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的结论,将王道士判为民族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敦煌文化“伤心史”的始作俑者。再三拜读秋雨先生的《道士塔》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难道一介道士果真有如此能耐,能够操控整个敦煌文化的命运么? 西方的考古学家、冒险家们,在敦煌究竟扮演的是文物保护还是掠夺的角色?自此,我开始探寻这段历史真相。

(一)

  我开始着手搜集有关王圆箓的史料。渐渐地,一个真实而又立体,可敬而又可悲的人物呈现在眼前。

  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早年背井离乡,“历尽魔劫,灰心名利”,终至出家修道。他的文化程度很低,然而又有着虔诚朴素的宗教信仰。他自愿以道士的身份留在这荒凉贫瘠的大漠中,肩负起看护几近衰败的佛教圣地的使命,把自己的后半生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说:“我从当地得到可靠的消息,保护着这批珍宝的王道士是一个恪尽职守、非常用心的人。”在香火不旺、又无政府拨款的情况下,被当地人称为“王阿菩”的王圆箓四处筹措资金,劳心劳力,将全部心智投入到莫高窟的修缮工作中。诚如其弟子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所述:“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元募资。”二十多万元大洋,于今日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何况对一个身处边陲,身无长物的道士来说呢!而这些资金,“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藏经洞重现于世。王道士果断采取了行动。他一次次地为这些被人遗忘的泛黄经卷奔走呼喊,无奈他的地位太过低下,声音委实微弱,早已湮没在官吏们推杯换盏的笑声和外国侵略的隆隆炮声中。他一次次失望而归,终至绝望。

  从此可以看出,王道士绝非秋雨先生所述的那般愚昧无知。这个让无数国人愤恨不已的道士,也曾为敦煌文物的保护殚精竭虑。正如王立群教授所说,历史具有唯一性,任何神化和丑化都是不可取的。毕竟艺术的真实并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文学可以再次加工创造,而历史则不允许文学演绎。

  国运衰微,而见珍宝,福兮祸兮,皆成定局!从近乎文盲、又无经费保障的守护者,到封闭、保守、自足的封建学者,再到无知无觉,贪图私利的当权者,这反映出的是整个社会对于文化、古代文明保护的漠然,更折射出当权政府的愚昧和腐败。国之不争,黎民何辜! 

  我特意查出王圆箓的照片,倒是很难发现秋雨先生所形容的“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只瞧见他如农民般憨厚淳朴的模样。藏经洞像一句咒语,套牢了这个本分老实、不会沽名钓誉的小人物。他发现了尘封千年的藏经洞,同时也叩开了一段至为沉重的历史。此刻,一幅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残阳如血,广阔无垠的沙漠中,一辆牛车载着几个沉甸甸的木箱,由一个包裹头巾的外国人牵引,于漫天风沙中渐行渐远。一个身材矮小、身穿麻衣的道士,目送他们离去。他的身影隐于莫高窟高大的阴影中,如一尊静默的雕像,久立于历史长河中。

(二)

  那么,西方的考古学家、冒险家们,在敦煌扮演的究竟是文物掠夺还是保护的角色?那些被斯坦因、伯希和所带走的、失散在海外的文物命运如何?是否“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当年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历尽千难万险带回了敦煌的珍贵经卷,并将其妥善保存在各大博物馆内,用于学术研究。直到今天,全世界慕名而来的观者还可以在这些博物馆内欣赏到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如果没有这些外国考古学家的努力,敦煌学的诞生发展恐怕当真要再延后数十年,璀璨的敦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不会得到如此传播。

  而与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政府的“保护措施”。1909年,当藏经洞中剩余经卷草草捆扎解送至北京时,这些举世莫知的国宝便开始了被国人自劫的痛苦历程。沿途一路,无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官吏监守自盗,又有多少经卷流失。 

  这是“吾国学术伤心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然而,2010年我前往巴黎卢浮宫参观时,对此又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当我置身于埃及馆,看着一件件沧桑古老的金字塔砖、狮身人面像等展品突兀地置于富丽堂皇的欧式建筑中,我无法体味到他们伫立于家乡大漠风沙中的雄浑壮阔!在一群群金发碧眼的游人中,我静静与玻璃罩中黄皮肤的书吏雕像久久对视。从他的眸子中,我分明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忧郁、悲愤。这细致入微的保护里分明写着两个字:屈辱!我仿佛看到,18世纪远征埃及的拿破仑,满载文物凯旋而归时的洋洋自得!

  这分明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而考古学家们已沦为他们抢掠的工具。我不禁想到了斯坦因和伯希和。他们虽未携带武器,但也绝没有那么磊落。暂不提斯坦因当时在新疆、甘肃地区的考古发掘活动, 并未经清政府许可,实属非法;单说他明知藏经洞文物价值巨大,却利用王道士朴素的宗教信仰,编造“玄奘托梦”等谎言,以“捐功德银子”为许诺,骗取了大量敦煌经卷,这不是掠夺又是什么?且其行为造成了敦煌文物大量地从原藏地分离、散乱,这更是违背考古学术原则与规范!

  敦煌文物属于中国。正如季羡林教授早就强调所说:“不管这些敦煌文物现在收藏在何处,其所有权从未变更。”我们固然承认、肯定西方考古学家在敦煌学的诞生、传播中起到的客观作用,但也决不能忽略他们敦煌之行的掠夺本质。

  敦煌之殇在于国之不强,外国考古家万里跋涉也意在掳掠。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的回归极其困难,遥不可期。然而,文物的回归不同于文化的回归。因此,今日之中国要避免敦煌之殇再次出现,唯举国重视文物保护,方能让历史不再重演。沉痛的过去已为陈迹,无法更改;而崭新的未来却存在着无限可能,大有可为。

  大漠敦煌,张骞走过,玄奘走过, 王圆箓走过,斯坦因走过,常书鸿走过,樊锦诗走过……行行色色的人走过,坦坦荡荡的敦煌之路仍在,而屹立于风沙中的敦煌遗迹和饱经风霜的历史,却在夕阳的晚霞中沉淀成一种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