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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历史系“八大教授”之郑鹤声先生
发布时间:2019年07月14日 09:10    点击次数:

【编者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网站设立“史学名家”栏目,讲述我们学院前辈先生的生平与治学历程、育人故事,既是致敬前辈先生为我们的学科、为我们的学院(系)付出的诸多心血,彰显我们的办学传统和学术底蕴,促进人文社科学术振兴,也希望勉励青年学子感悟大师风采,心怀远大理想和学术热忱,继承发扬优良学风,成长为我们学院一百多年悠远文脉新的传人,今后在各地各行业弘扬山大精神,在新时代的奋斗报国路上书写“山大历史人”的精彩华章。


           

 

“八大教授”是山东大学历史学科永恒的光荣。20世纪50年代,八位著名的历史学专家杨向奎教授、童书业教授、黄云眉教授、张维华教授、陈同燮教授、郑鹤声教授、王仲荦教授、赵俪生教授甫聚山东大学历史系,即以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学术话题开端发皇,因切中时代变迁而引领中国学术潮流,并由此形成“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并重的学术家风,奠定了山东大学史学发展之长久格局。上庠大木,荫绿千秋,“八马同槽”遂成士林传奇,山东大学亦以“文史见长”而誉薄海澨。(张友臣教授:《山东大学历史学“八大教授”群雕落成》,2011年10月15日)

 

 

 

郑鹤声教授



近代史学家郑鹤声


郑鹤声(1901~1989),原名松表,字萼荪,号鹤皋(取《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义),后改号萼荪。浙江诸暨人,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1951年,到青岛山东大学,1958年随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赫赫有名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献学、海外关系与中西交通史、中国文化问题、中国民族问题、中国边疆问题等方面,尤以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史学史研究成就突出,是我国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郑鹤声1901年5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北乡泰南村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该校并入东南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文史地部,受学于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地理学家竺可桢。在校期间,他参加了由柳诒徵指导的“史地研究会”,担任《史地学报》第6届的编辑和第7、8两届的编辑部副主任,与张其昀、向达负责编辑了《史地学报》第2卷和第3卷。1925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先后在云南高等师范学校、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任讲师、教官和教授。1929年,任南京教育部编审处常任编审,兼第三组主任,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特约讲师、教授。解放后一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历任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名誉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会委员等职,曾任政协山东省第二至五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1989年4月20日在济南病逝。

他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史学史和文献学研究。

1926年,他在云南讲授《中国史学史》,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打算出版这套讲义(26册)。为年仅27岁的青年学者出丛书,并命名为“郑氏史学丛书”,这是空前的学术盛事。1929年,他在商务出版了《班固年谱》,同年商务又排印了他著的《荀悦年谱》、《刘知几年谱》、《司马光年谱》、《徐光启年谱》,可惜均毁于上海战火。从1930年至1936年,商务陆续出版了他著的《袁枢年谱》、《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概要》(合著)、《司马迁年谱》、《杜佑年谱》、《四库全书简说》等。

在郑鹤声先生的心目中,历史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明确告诫学生,不要怕当“史料派”。对于学术界某些从概念出发演绎历史的不良倾向,他很不以为然,向学生指出:搜集资料,贵在于勤,贵在于恒。《中国文献学概要》是郑鹤声针对20世纪初学术界出现的蔑视民族文化的思潮,以期改变当时“号为学人,而叩以本国文献之要略,瞠目而不知所对者”的情况而出版的。这是一部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这部名著是“在中国现代第一次使用‘文献学’的名称来概括一门学问”;第一次总结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初步奠定了研究体系;在中西文化冲撞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订、申明中国文献学的世界地位与价值;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历史作用作了系统总结。此书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一些大学的相关专业将其列为教材,并多次重印。

而他著的《中国史部目录学》,到20世纪90年代仍是这方面唯一的专著。

二是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

他是我国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对郑和下西洋研究有特殊贡献。如1935年他在查阅明嘉靖年间钱谷所编《吴都文粹续集》时,发现了郑和自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一文,其所记郑和出使年岁、次数与《明史》成祖本纪、郑和本传所记大有歧异。他认为郑和自述当为第一手史料,据此纠正了诸书所记郑和下西洋往返年岁、次数的脱漏与谬误,一时被史学界视为重大收获。从此他开始广泛搜集郑和研究史料,多次实地考察,1936年春,又在南京静海寺发现郑和下西洋残碑。经过十余年在江苏、福建、云南实地查考与史料搜集,在1945年出版了《郑和》,1947年出版了《郑和遗事汇编》,被史学界评为超越前人的重要成果。而20世纪80年代与儿子郑一钧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三卷,更是这方面的巨著。

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

郑鹤声是我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在1931年就出版了一百多万字的《中国近世史》,此书明确提出新航路发现以后,明朝正德年间欧洲人东来为近代史开端,近代史主要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西洋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是开创性史著,被顾颉刚评价为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两大流派之一。他也是中华民国史的最早的系统研究者之一,1943年他所著《中华民国建国史》出版,书中明确提出以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为线索研究中华民国,他这种匠心独运、自我机杼的观点为当时学术界所瞩目。解放后,他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根据唯物史观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发表了《太平天国妇女解放运动及其评价》、《试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试论孙中山思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近代历史,并修正了自己过去的一些见解。他还参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以及教育部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编定委员会工作,为近代史资料学及近代史教学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外,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文化史也多有研究。

郑鹤声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学识渊博,熟谙古今,治史60余年,著述宏富,出版的专著有《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世史》、《中华民国建国史》、《郑和遗事汇编》等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计2000余万字。

 

【文稿来源】刘培平主编:《山大第一》,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图片整理】李华阳  常海峰



【作者:    责任编辑:常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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