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成功主办2024年度四校日本史研究生学术交流

10月12日至13日，由我院承办的“2024年度四校日本史研究生学术交流会”在知新楼A座1017、1006室圆满完成。此次活动由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日本史专业的学者发起，并且由四校轮流主办，旨在加强四校师生的学术交流。

本次活动分为主题讲座以及学术交流两大环节。10月12日晚，首先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利国老师以“儒学与日本社会”为主题，于1017室向本学院学生进行主题讲座，由我院世界史学系胡炜权老师主持。

讲座伊始，唐利国教授简要介绍了儒学与儒教的区别，以及儒学最初传入日本的情况。以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为例，既有佛教的影响，亦有儒学的影响，可以看出日本在政治生活中常常会借用儒学来规范自身。唐利国教授强调，通常认为儒学在日本的政治层面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是江户时代，其中，幕藩体制的成立为儒学在日本的影响奠定了社会基础。

然后，唐利国教授对儒学与日本武士道论继续展开论述。明治初年，人们对武士道主要持批判态度，其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而提倡武士道的复活，最早可以追溯到新渡户稻造。唐利国教授指出，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建构近代民族国家，需要借助儒学与西洋对抗。其中，系统地阐释武士道并且推广武士道的是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论否定和抹杀中国的影响，强调日本的独特性，并且重新解释武士道的忠诚观，提倡对天皇的忠诚。唐利国教授总结道，近代武士道论的关键特征有二，一是由借助中国而排除中国，二是由多元效忠而一君万民。

其次，唐利国教授详细阐述了儒学与近代性思维的诞生。近世日本儒学论有两个基本范式，一个是井上哲次郎，主张古学是日本化了的儒学，另一个是丸山真男，主张古学是近代化了的儒学。唐利国教授强调，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通常关注“儒学的日本化”和“儒学的近代化”，而“日本的儒学化”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接着，唐利国教授以丸山真男为中心进行了学术史梳理，其特点是以“日本儒学化”为前提来考虑丸山真男的“儒学近代化”。丸山真男的早期论述其实是积极肯定了“日本儒学化”的基本事实，并将其作为展开分析的重要历史前提。战后日本学界以尾藤正英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丸山真男展开批判，但由于这些批评里不少是基于误解丸山的主张，故并未动摇其基本框架。尾藤正英没有能够理解丸山真男的思维方式研究的方法论，关注的只是政治思想本身。另外一位批判丸山真男的代表性人物是渡边浩，但实际上也强调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再次，唐利国教授围绕如何理解儒学与日本近代的关系进行分析。转型期儒学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作为幕藩体制的“双刃剑”的儒学，二是作为日本“西洋化”媒介的儒学。关于“近代日本儒学化”的问题，唐利国教授指出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分别是作为近代精神隐形资源的儒学以及作为“封建遗制”的儒学。

最后，唐利国教授介绍了近世兵学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近世兵学的代表是山鹿流兵学，唐利国教授指出，山鹿流兵学与以前的兵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从战斗技术进化为治国大道唐利国教授强调，现有研究把现代人的学科分化意识投影到日本近世兵学，没有认识到近世兵学其实是日本武士阶级的综合学问。近世兵学实际上融合了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山鹿流兵学的综合性保证了吉田松阴在学问内容上的开放性。强调综合性的山鹿流兵学，与战略战术相比更重视政略。因此，唐利国教授总结道，转型期的近世兵学存在双面性，既具有变革性又具有保守性。

唐利国教授的讲座引发了许多有趣的讨论和互动，同学们也围绕讲座内容向唐利国教授踊跃提问。在讲座尾声，胡炜权老师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10月13日的学术交流环节由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四校的日本史硕博研究生进行学术汇报，四校的日本史学者唐利国老师（北京大学）、刘轩老师（南开大学）、贾思京老师（南开大学）、崔金柱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和王超老师（首都师范大学），以及我院胡炜权老师点评学生们的汇报。

会议之始，我院院长助理张新刚教授致欢迎辞，并向参会的友校师生表达热烈的欢迎以及表达学院对东亚史建设的重视态度。其次，张老师充分肯定了本次交流会的举办意义，并传递了山东大学世界史学系期待学者才俊的加盟。

在报告环节，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张孟璇同学以《战后初期琉球人对美日的情感变化》为题进行报告，探讨了琉球居民的战争经历、战后政治重建和社会复兴如何影响其对美日的情感倾向与认知变化，展现了琉球人在战后初期走向复归为止的情感变化。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郭鸿毅同学以《“日本式现实主义”的渊源：基于美国“权力论”学派崛起的视角》为题进行报告，分析了战后美国“权力论”学派的崛起过程、“权力论”影响下战后日本政治学的起步，以及“日本式现实主义”的起源与学术发展，并且探讨了新时代“日本式现实主义”的发展与定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耿焕京同学以《日本侵华时期斋藤隆夫“反战”思想辨析——以1940年“反军演说”为中心》为题进行报告，回顾了昭和前期的立宪政治家斋藤隆夫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形成，对其发表“反军演说”的动机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明当时立宪民政党的路线选择与军部之间存在微妙的联系。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的战林泽同学以《近世日本“海防”概念考略》为题进行报告，从日本“海防”概念的诞生与基本内涵、“海防”概念的分化重组与语境变迁两个方面来探究近世“海防”与近代“国防”之间的关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冉力帆同学以《巴黎来信：酒井雄三郎的社会主义批判》为题进行报告，梳理了酒井雄三郎在中江兆民门下时对社会主义相关文献的翻译过程，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并且深入探讨了酒井在欧洲滞留期间亲历和观察到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对这些运动的批判。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纪雅琦同学以《总体战前后日本青少年的“战争观”形塑——以<少年俱乐部>为中心》为题进行报告，围绕《少年俱乐部》这一杂志，解读了社会媒体与学校、家庭之间的互动性，探讨了总体战前后日本的少年群体进入军国主义狂热的形成过程，从而引发了对青少年杂志与官方宣传路径的合流、对少年群体战争观形塑的思考。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韩仑同学以《日本宣传体制改革中“举国一致”话语的建构和抵抗（1932—1936）》为题进行报告，对《至情报局成立为止的历史（上）》进行辨伪，并且重新考证了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宣传体制改革的相关历史，进而分析了“举国一致”话语在日本宣传体制改革中的建构和它受到的抵抗。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的满申奥同学以《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禽兽之域”》为题进行报告，分析了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性观念，探究了日本性观念的形成原因以及朝鲜人自己的性观念，并且指出朝鲜通信使排斥日本性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儒家思想以及“小中华”思想的影响。

此次交流活动中，参与点评的四校老师皆对同学们的报告内容进行了充分肯定，一致认为同学们的报告存在选题新颖、史料翔实、文笔流畅等优点。同时，老师们也指出在研究主题的选定和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首先注意如何提出问题，同时在今后各自的研究中需要着重于提高自身的问题意识。而且，老师们提醒同学们需要充分掌握和总结先行研究，进而更合理地引出自己的研究主题。另外，在写作过程中注意题目、论证过程和结论的一致性，避免出现偏题现象。

本次活动于下午5点圆满结束，相信各位同学均能从老师们的点评里获得不少启发，以便进一步打磨论文的内容。

文：彭持盈  校：胡炜权